【鹤壁新闻网讯-鹤壁日报社记者 岳珂 文/图】重工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主要生产资料的工业，重工业的发展水平是国家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刚建市不久的鹤壁陆续成立了几家重工业工厂，它们蓬勃发展、昂扬向上，为地方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它们承载了太多鹤壁人的热血和情怀。尽管如今它们有些已成为历史名词，但许多鹤壁人依然怀念它们，怀念那些在工厂里挥洒青春和汗水的时光。
从木业社起步
1957年，21岁的杨松之从新乡长垣来到鹤壁，“国家号召支援鹤壁建设，由各个单位去长垣‘领人’，我们木业社（又称木业工会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手工业者协会）整体被招到了鹤壁”。杨松之年幼时曾随父母逃荒至陕西，年景稍好后，迫于生存压力又返回河南，但生活一直很困顿。“直到1947年长垣解放后，我家生活才有了好转。”出身贫苦的杨松之对党和国家充满了感激，“没有党，我们一家人都活不下来。多亏了共产党，我才能上学读书。”
△杨松之
随木业社来到鹤壁后，杨松之和工友们立即投入工作。“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建设一座城市，用到木工的地方可太多了。房檐屋梁、桌椅板凳、百货公司的货架、电影院的连椅……好多单位排着队等我们做。”杨松之和工友们共同努力，“没日没夜地干，总算是把这个摊子支起来了，没耽误市里的建设”。
奋力拼搏的杨松之和同事们也获得了上级的赞扬。“我记得有个市领导还专门来慰问我们。那个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‘这个小伙子干得不赖’，还问我有啥要求没。我说解放前都快饿死了，现在只要干活儿，每天能吃上面条儿和馍，没有任何要求。领导就勉励我好好干，说鹤壁市发展势头好，以后肯定大有可为。”
“1958年，木业社和铁业社合并了，改成了鹤壁市机械厂筹备处。”杨松之说，“筹备处就在阀门厂这儿（位于山城区汤河街与春雷路交叉口），我们来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一片空地，大伙儿就先脱坯，盖临时房。”1959年，经过一年的努力，市机械厂筹备处改成了市铸造厂。“铸造厂当时是全市唯一的大型铸造件厂，厂里有个天车（桥式起重机），刚开始用天车浇注铁水的时候，市里还派消防车到现场，怕引起火灾。”杨松之回忆，“从市铸造厂里还分离出了一个车间，成立了农业机械厂，也就是后来的通用机械厂。”
通用机械厂分离出去之后，1960年，表现优异的杨松之光荣入党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杨松之说：“1963年，市铸造厂派人去北京学习了阀门铸造等技术，学成归来后，市铸造厂就改名成了市阀门厂，主要生产各种阀门，直属原机械部。”几年后，杨松之调至通用机械厂工作，直至1980年才返回阀门厂。
到北京上海学习先进技术
1966年，16岁的祁殿臣进入鹤壁市矿山机械厂（以下简称矿山机械厂），当了一名学徒工。祁殿臣说，矿山机械厂的前身是1960年从鹤壁集搬到山城区的，刚搬过来时在春雷路和汤河街路口那儿，就是机械厂筹备处。祁殿臣回忆，矿山机械厂前身主要生产各种钢构型材，“把钢材挤压成不同形状，比如方管、圆管之类的，在当年算是比较先进的技术，是专门去北京学习的”。没过多久，负责生产钢构型材的铸造车间从矿山机械厂分离出来，“那时候，咱市里用钢构件的地方比较多，正好铸造车间的技术又可以，就把它分离出来建了个厂，忘记叫啥名儿了”。
△祁殿臣
铸造车间分离出去后，矿山机械厂迁至汤河街西段。“记不清是1966年5月还是6月搬到这儿（汤河街西段）的，这片地方原来是个五金厂。”10月25日，祁殿臣在矿山机械厂旧址附近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，“那个五金厂其实就是个铁匠铺，打打菜刀、剪刀这类最基本的生活用品。矿山机械厂刚搬过来平整土地、挖地基的时候，还挖出来过半成品的剪刀。”因为铸造车间分离时还带走了100多名工人，迁至新址后的矿山机械厂亟须补充工人，于当年分别招了两批工人。“我是11月份到厂里的，8月份的时候，厂里还派人去上海学习了铸钢技术，顺便招过来一批大学生，那批大学生的技术非常好。”
祁殿臣进入矿山机械厂后，被分到了四车间，开始了3年的学徒工生涯。“我们四车间是铆工车间，有90多个人。”提起那段时光，祁殿臣感慨不已，“现在孩子们上技校、上中专、上大学，学技术的地方很多。那时候，啥都不是很健全，更别提教育了。普通人想学技术只有师傅带徒弟这一条路，而且就算有师傅带，你也得努力学。一方面，不少人有那种‘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’的思想；另一方面，你自己不上进，师傅就更不想教你了。”
因为在当学徒工期间刻苦勤奋，再加上工作表现突出，祁殿臣被任命为车间的学习班长。“每个车间都有两个班长，一个是生产班长，一个是学习班长。生产班长主要负责生产上的各种安排；学习班长说白了就是文书，帮忙记录日常一些工作，比如考勤、统计工资等。两个班长都不是脱产的，平常在车间里也有自己的活儿。”祁殿臣回忆，能当学习班长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他上过学，因为当时车间的文盲率很高。“大部分人没上过学，为了扫盲，咱矿山机械厂还专门办了个学习班，就是‘271’夜校。当时很有名，不少人上过。‘271’夜校后来就是咱矿务局技校。”
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
矿山机械厂迁至钢铁路（今汤河街西段）新址后，主要生产矿车（矿山轨道运输专用车辆），随后便开始逐步拓展产品线。“除了矿车，咱陆陆续续又上了矿用电机车（斗车）、提升车、侧翻式自卸矿车等。”祁殿臣还记得当年部分产品的参数，“咱生产的侧翻式自卸矿车主要有两种规格，6立方米的和8立方米的，是全国最大的侧翻式自卸矿车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“当年这矿车的全国生产标准，是咱矿山机械厂定的”。此外，矿山机械厂生产的气垫式输送机也行销全国，还曾一度出口至国外。
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矿山机械厂最为辉煌的时期，数年的迅猛发展让矿山机械厂成长为一个“巨无霸”企业。“制氧厂、煤化机械厂，这些在当年很红火的厂子都是从矿山机械厂分离出去的。制氧厂就是矿山机械厂原来的制氧车间。”祁殿臣言语中对那段峥嵘岁月充满了感情，“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（上世纪）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矿山机械厂效益最好的那几年，一年利税差不多有800万元。”在人均月工资几十元的年代，800万元是个天文数字。矿山机械厂的发展一日千里。“那段时间，厂里的设备更新得快，车也多。汽车吊车、翻斗车、吉普车，啥车都有，厂里为此还组建了汽车班。”祁殿臣说，“有时候，市工业局出差都来厂里借车。”
让祁殿臣印象最深的并不是这些数字，“那个年代，大家的精神面貌非常好，精气神很足”。祁殿臣记得，矿山机械厂规定早上8点上班，钥匙在车间主任手里，8点准时开门。可大家等不到车间主任开门，直接跳窗户进车间干活儿，几乎每天都是这样，抢着干活儿。
祁殿臣说：“一个车间就两台桁车，谁来得早谁先用。”以焊工车间为例，正常情况下，一名工人每天的工作量是焊接两台矿车。“大伙儿都是摽着劲儿干活儿，你焊3个，我就焊4个，有个工友一天焊了5辆矿车，焊接质量还特别好。正常上班时间肯定焊不完，绝大部分人来得早、走得迟。下班了，车间主任撵都撵不走，最后没办法，拉闸关电才走。”祁殿臣笑着说，“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加班费、奖金，工资都是固定的，大家纯粹就是心里有那股子干劲儿。”
一波三折成立重型机械厂
在矿山机械厂发展最为红火的年代，相距不远的另一座工厂——机床厂的处境却举步维艰。“重型机械厂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958年，鹤壁建市后第二年就有了这个厂子。”10月18日下午，76岁的刘新年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，“1960年，这个厂（重型机械厂前身）是当时鹤壁钢铁厂的分厂。1961年至1962年间，又改成了机床厂，生产砂轮机、牛头刨等小型机床。”
△刘新年
祖籍开封的刘新年1972年从部队转业到鹤壁，最初在市委工作。1975年，根据组织安排，刘新年带领工作组入驻机床厂。“组织上希望我们盘活厂子，准备成立重型机械厂。”刘新年回忆，此时的机床厂里除了拉丝装备外，已不再生产其他产品，“工艺陈旧、设备落后，产品造出来也没人买”。用刘新年的话来说，摆在工作组面前的机床厂是一个濒临停产的烂摊子，当务之急是解决工厂的生存问题。
“1975年，我们得知一条很重要的消息，国家‘五五计划’期间要在全国建7个年产3000吨钢丝绳的项目。如果能争取到生产钢丝绳设备的指标，这个厂子就有活路了。”刘新年回忆。
公开资料显示，1975年，国家为改变钢丝绳进口的局面，决定在全国多地新建钢丝绳厂，原农林部（农业农村部前身）水产总局曾于当年在宁波建设年产3000吨渔业钢丝绳厂。计划经济年代的生产指标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为了争取到这个指标，刘新年数次前往北京，“往农林部、一机部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，成立于1952年，前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）跑了好多次”。
△刘新年（右一）在原重型机械厂接待巴基斯坦客户受访者供图
刘新年记得，原本河南省并没有分配到指标，多方努力下，河南省分配到了两个指标，“其中一个应该是给了开封钢丝绳厂，另外一个应该是给了洛阳矿山厂（洛阳矿山机械厂）”。此时，刘新年面临两个问题，“一没有指标，二没有图纸，等于咱这个重型机械厂啥都没有”。
数次奔波中，刘新年得知一个重要信息。“洛阳矿山厂的指标打算让给焦作还是哪儿，我记不清了，总之不打算要了。”
刘新年紧紧抓住这个机会，几经努力终于拿到了一机部的公函，“部里让我拿着函专门跑了一趟洛阳，把指标要了回来”。回到北京后，又经过一系列公文手续，最终将指标转给了鹤壁市。
指标解决了，图纸也拿到了，人才成了大问题。“厂里的技术员是‘土专家’，完全看不懂图纸。”刘新年说，万幸的是，当年鹤壁市接收了一批大学生，“从市里要了5名大学生，又从上海请了一位老师傅，这算解决了厂里的技术员问题”。
△刘新年在办公室受访者供图
为一批木料从东北到云南
眼瞅着万事俱备，马上就能组织生产了，模具又出问题了。“做钢丝绳拉丝机械的模具要用到木材。”刘新年说，与现在的市场经济不同，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工业原材料都需要国家指标，基本无法在市场上直接购买，“得去跑指标，有一次我带人去黑龙江跑指标，大冬天在哈尔滨郊外睡帐篷，冷风呼呼的，冻得人受不了”。在刘新年的坚持不懈下，木材指标最终批了下来。“指标从牙克石林管局（原直属中央的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，设在内蒙古自治区喜桂图旗。因喜桂图旗又称牙克石，所以当年又被人们称为牙克石林管局）出。”但是，还没容刘新年喘口气，指标又出了新问题。
1976年7月28日，河北唐山发生里氏7.8级地震，唐山瞬间化作一片废墟。震后重建需要用到大量木材，很多木材指标分配给了唐山市，其中就有重型机械厂的指标。此时已经不可能给北方其他地区分配木材指标了，刘新年只好将目光投向了南方。“我想方设法联系上了原来在部队时的一位上级领导，弄到了云南临沧的100m3原木指标，用这个指标换了云南昆明重型机械厂100m3成品模型木材。”为了保证这批木材顺利运输，刘新年还千里迢迢跑到云南，“从临沧的原始森林里用汽车跑了几百公里把木材运到昆明，换成成品木料后再从昆明用火车往鹤壁发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