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鹤壁新闻网讯-鹤壁日报社记者 岳珂 实习生 张子豪】化肥作为“粮食的粮食”，对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我国化肥主要依赖进口，不仅价格奇高，总量还有限，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。侯德榜等老一辈科学家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历经多年努力，研发了适合国情的特色化肥技术，为化肥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为了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，鹤壁市化肥厂（以下简称“化肥厂”）应运而生。无数热血青年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化肥工业建设中，他们身处不同岗位，拼搏奋斗，将青春和激情奉献给了那个金色年华。

△刘怀彬 鹤壁日报社记者 岳珂 摄

白煤造氮肥

1968年，18岁的刘怀彬从淇县来到原鹿楼公社参加工作。两年后，也就是1970年，化肥厂在原鹿楼公社对面破土动工。

1月7日上午，刘怀彬告诉记者：“我记得化肥厂最开始是由淇县、汤阴县和鹤壁市共同建设的。淇县、汤阴县出工人，鹤壁市出地皮并负责建设管理。化肥厂最早不叫这个名字，有人说刚开始准备叫‘三县化肥厂’，我感觉是以讹传讹。”

1972年，化肥厂竣工投产，此时刘怀彬还是原鹿楼公社的一名拖拉机手。直到8年后，1980年底，刘怀彬奉命调入化肥厂工作，成为汽车班的一名司机。“化肥厂的汽车班主要负责采购原料，化肥的原料就是煤。”刘怀彬说，煤炭有很多品种，尽管我市是重要的煤产地，但所产的煤炭并不适合制造化肥。“咱鹤壁产的煤大多是黑煤，又叫烟煤。其中，六矿产的煤是品质特别好的动力煤，一般用在蒸汽火车上。造化肥要用白煤，也就是无烟煤。化肥厂当年用的煤大部分是从山西高平、陵川、长治等地拉过来的。那时候路也不太好走，来回一趟得两天左右。”

“化肥厂主要生产的是碳酸氢铵，是一种氮肥。”刘怀彬说，“煤炭原料进厂后，先是到气化车间，经过高温高压后转化成合成气；然后进入脱硫车间，去掉其中的硫化物；下一步就是输送到合成车间和碳化车间，做出来的成品就是碳铵化肥。”

刘怀彬回忆，上世纪70年代，周边地市如新乡、安阳等地有多家化肥厂。“咱市化肥厂的产品质量最好，不光供本地用，省内的清丰、南乐，省外的山东聊城、湖北黄陂，都来咱这儿买过化肥。最多的时候，买化肥的汽车排队排出去几里地，一个月能卖出去七八千吨化肥。”

汽车班的“救火队长”

“化肥厂是个较为特殊的行业，生产线一旦启动，轻易不能停机。停机再开机，不光费劲儿，还特别费钱。”刘怀彬说，正因为如此，汽车班成员几乎一年到头在路上奔波，“大家都排好班上工，就是为了保证厂里的原料不断、生产线不停”。

然而，意外还是时有发生，刘怀彬记得入厂没几年就遇到了一次。“原料不够用了，下一车煤要两天后才能回来，但库存的煤最多能顶上一天一夜。”一旦生产线因为缺少原料而停机，损失不可估量。

那天本不该刘怀彬值班。“厂领导火急火燎地找到我，让我带队赶紧去山西拉煤，不管用啥办法，务必在一天一夜内赶回来。”雪上加霜的是，刘怀彬的搭档当天恰好有事请假，不在单位。“我们一般是一辆车配俩司机，路上替换着开，相互有个照应，也没那么累。”当年，司机属于比较稀缺的技术工种。

情况紧急，来不及调配司机。刘怀彬二话没说，和两位同事一起，3个人开了两辆车奔赴山西。刘怀彬驾驶的是一辆济南汽车制造厂生产的黄河牌卡车，同事们开的是二汽生产的东风牌载重卡车。两辆车加起来能拉十几吨煤，足够应急。

当时正值寒冬腊月，驾驶室里也暖和不到哪儿去。“老式卡车可不比现在的汽车，驾驶室四处透风，不说其他的，脚底下的油门、刹车就是俩大窟窿，直接就能看到路面。”刘怀彬说，如今的汽车密封性良好，燃油车冬季大多依靠发动机余热来制热，可当年的重卡，冬季不仅不能利用发动机取暖，反倒需要给发动机保暖。“过去，卡车的前脸儿都有个棉门帘盖着，就留俩小口进气，有时候发动机舱还得包上棉垫。”刘怀彬说，“主要是怕发动机降温太快，跑得慢还容易出问题。”

刘怀彬说到这里笑了起来：“他们开那个‘东风’，发动机在驾驶室外面，那是一点儿余热都蹭不到。我开的这个‘黄河’，发动机在驾驶室里面，挨着驾驶位。实在冻得受不了了，我就把棉布揭开一点儿，靠上去暖和暖和。”

刘怀彬和同事们从鹤壁出发一路向南，途经新乡后向西到焦作。“过了博爱县就上山往山西去了。”这条路线，刘怀彬和同事们已经不知道走过多少遍，却从来没这么紧张过。一路上几乎没有停车，3个人轮番驾驶，一股劲儿开到了山西。到煤矿后，趁着装车间隙，刘怀彬和同事们胡乱吃了点儿东西、用水抹了把脸，就马不停蹄地往回赶。

△郑桂芳（三排右一）与同事合影 受访者供图

“去山西是一路上坡，还好一些。从山西回来是一路下坡，可要了老命了。”刘怀彬说，满载煤炭的卡车一路下坡，制动是个大问题。“不能长时间踩刹车，踩得时间长了，刹车片都能烧红。一旦刹车片过热，刹车就失灵了，那可就全完了。”好在刘怀彬他们都是老司机，下坡时他们将变速箱降到低档，利用发动机制动，“再配上点刹，算是有惊无险地下来了”。

去的时候是白天，回来的时候已是晚上，连续跑了一个白天，回程的路上刘怀彬和同事们已经筋疲力尽。“那是真瞌睡啊，可又不敢睡。有时候开着开着，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醒着还是睡着了。实在扛不住了，就猛扇自己几个嘴巴子，能清醒一会儿。”出发前，为了保持清醒，刘怀彬带了一条香烟提神，还没等到回鹤壁就抽完了。幸好当年路上车辆比较稀少，刘怀彬和同事们才平安无事地把煤炭拉回化肥厂，保障了生产线的正常运转。

像这样的“救火”经历，刘怀彬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遇到一次。当年鹤壁周边还有几家化肥厂，“安阳、濮阳、新乡都有化肥厂，大家的生产线都差不多，零件是互通的”。由于设备昂贵，再加上早年间经济比较窘迫，哪家化肥厂都不会保留太多种类的备用零件，一旦发生意外需要更换零件，就互相拆借一下。“因为生产线不能停，新零件买回来也需要时间，就互相借一下，看谁那儿有备用的，就先拿过来应急。”

时间久了，几家化肥厂的仓库保管员就和司机们混熟了。“按照规定，借零件需要找书记、厂长签字，程序太麻烦了，真走流程，生产线就得停机。”事急从权，几家化肥厂也形成了默契，只要是检修借备用零件，仓库保管员可以先给零件后走手续。“时间最久的一次是，我开车跑了4天4夜才借到合适的零件。”刘怀彬说。

难忘的驾驶岁月

除了在汽车班当“救火队长”，刘怀彬还额外承担了几项工作，教人开车就是其中一项。“搁过去，考个驾照真不容易。”刘怀彬工作不忙的时候还要兼职当教练，带徒弟开车。

“教徒弟开车可不是不务正业，过去没有驾校，学开车只有师傅带徒弟这一条路。”刘怀彬说，“当年考驾照分3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有证，分别是学徒证、实习证和驾驶证。学徒证和实习证的第一页是学员本人照片和基本信息，第二页就是师傅照片和基本信息。从这儿就能看出来，教人开车是要负责任的。”

徒弟学开车，得先跟着师傅学修车。“过去那车质量肯定比不上现在，经常开着开着就趴窝了。那个年代哪儿有那么多修车铺，你得会修车。”

早在担任拖拉机手的时候，刘怀彬就对车辆有着浓厚的兴趣，自学修理拖拉机。转成卡车司机后，他没用多久就熟练掌握了卡车的维修技巧。“都是柴油机，差不离，慢慢就学会了。”

不只是带徒弟，每逢腊月，刘怀彬还要临时充当班车司机。

化肥厂的员工大多来自周边几个县区，平时工人们都是自行上下班。除夕当天公交系统停运，厂里的卡车就会临时充当班车。“算是厂里给工人的福利，把下班的工人们送回家。”这一送就是20多年。这20多年间，刘怀彬没有一次是在家里过除夕的，“全都是在路上听别人家放鞭炮”。

遇到原料不紧张的时候，刘怀彬还会充当送货员，把化肥按要求送到指定的县区。

刘怀彬说，每次送货途经偏僻路段时，他都提心吊胆。“总有一些心术不正的人，趁上坡车速慢，爬上车偷化肥。”每次发现后，刘怀彬都会大声喝止。“有时候有用，有时候也没啥用。丢了的化肥得自己掏钱补上差价，要不账对不上，保管员那儿没法儿交差。”

△郑桂芳 鹤壁日报社记者 岳珂 摄

不一样的岗位，一样的奉献

今年72岁的郑桂芳当年在化肥厂的岗位，就是刘怀彬所说的仓库保管员。两人同事多年，十分熟络。“每次碰到刘怀彬来提货，他都要开玩笑让我给他多出几袋货。那怎么可能？都是有数的，谁也不敢乱给。”郑桂芳笑着说。

郑桂芳比刘怀彬进化肥厂晚。“我家在汤阴，没来化肥厂之前在汤阴造纸厂工作，担任质检员。”

郑桂芳结婚后，丈夫在鹤壁工作，两人异地多年。经过多次申请后，1984年，组织上同意郑桂芳从汤阴造纸厂调入化肥厂工作。“刚来的时候没有岗位，我在合成车间做了几个月质检员，后来就到仓库当保管员了。”

仓库保管员是个枯燥乏味的岗位，可郑桂芳一待就是近10年。“化肥厂对公也对私，公家和个人都会来买化肥。”郑桂芳说，“对公对私的流程差不多。需要买多少化肥，先到销售科开票，一式三联。开完票后到财务那儿交钱，财务在票上盖章。然后，客户拿着有章的票来我这儿提货，清点数目核对无误后我再签字，最后，客户拿着签过字的票出门。”

仓库保管员岗位虽小，职责却很重大。担任仓库保管员这些年，郑桂芳多次遇到心术不正的人。“一袋化肥50斤，10多块钱。总有人提货的时候偷偷塞钱给我，让我多给他两袋。我一次都没有接钱。咱是保管员，吃的就是这碗饭，这种昧良心的事不能干。提货单上写多少，我就给多少，少了多了都不行。”

仓库保管员的工作听起来简单，其实一点儿也不容易。“咱化肥厂没有专门的库房，存放化肥主要是堆叠在指定的区域。”郑桂芳说，碳酸氢铵不是一种稳定的化合物，受热容易分解成氨气、水和二氧化碳。氨气有强烈刺激性气味，长时间接触皮肤容易红肿，呼吸系统也会受到损害，郑桂芳偶尔会感到头晕目眩。由于化肥露天堆叠，郑桂芳需要常年在户外工作。“三伏天的时候，一天出的汗能湿透好几套衣服。到了冬天，裹着大棉袄也能冻个透心凉。”

化肥的销售也有淡旺季。“春耕秋播的时候是旺季，每到这个时候，提货的人排队能排二里地。”郑桂芳说，销售旺季忙起来，凌晨一两点都下不了班。“农时耽误不起啊！那段时间，我经常晚上下班回家睡几个小时，早上就又过来上班了。中间就替换着吃两口饭，有时候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。”

做仓库保管员那些年，郑桂芳的儿子还在上小学。“他爸也忙，我们两口子忙起来互相都见不着，更别提孩子了。”有一次，郑桂芳忙过了头，忘记回家给孩子开门了。“我正干着活儿，一扭脸看见孩子可怜巴巴地蹲在路边看着我，那一瞬间我心里太难受了。”

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在核验提货单的间隙，郑桂芳会帮装卸工从化肥垛上掀化肥。经年累月，郑桂芳的腰出了问题。“最严重的时候别说走路了，直接瘫在床上，动都动不了，只能做手术。”

手术过后，郑桂芳离开了仓库保管员的职位，调到了煤管科，这份工作并没有轻松到哪儿去。“煤管科事多活儿杂，每天进了多少煤、出了多少货，正式工工资怎么算、临时工工资怎么算……”用郑桂芳的话说，“那真是面对玻璃板，一天忙到晚”。

她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几年间，郑桂芳先后获得厂里的劳动模范、模范党员、十大标兵等荣誉称号。

1997年，郑桂芳光荣退休，而此时的化肥厂运转也出现了问题。“很多问题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。”刘怀彬说，“技术跟不上时代，产品也没有更新，多方面的原因吧。”

上世纪末，多种因素影响下，化肥厂停止了运营。2003年4月，化肥厂经过企业改制后转为民营企业。

如今，鹤壁市化肥厂虽已是一个历史名词，但它在许多人的心中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。从青丝到白发，有太多人把青春和激情奉献给了它，鹤壁市化肥厂也鲜活地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之中。